限收病人，“懒政”改革的池鱼之殃

　　医疗费总额预付，从形式上看与工程建设中的预算发包差不多，都是基于量与标准的计算，达到费用的定额契约，实现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在当下一些医院多开药、多检查、大处方等“过度”医疗，造成资源浪费、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背景下，给予应有限制的确必要。

　　前不久，卫生部在全国300多个县医院启动付费方式改革，推出医疗总额预付，选择部分医疗服务和用药情况易于标准化的病种，进行试点，本意是单病种治疗费用的“打包”：根据患者年龄、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等多种因素，分成若干病组予以定额付费的医保结算方式。

　　由此可见，这样的改革，建立在对病种医疗行为、效果评价规范的基础上，限定治疗合理的支出，类似于行政处罚上固化自由裁量权，防范治疗收费的弹性。这就需要，在操作层面上，医保与卫生部门相互配合，对病种治疗的规范进行清理，对相关费用进行核定，对医保支付的定额进行协商，并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进。

　　而据了解，此番保定所实行的“总额预付制”，具体到各医院，是按前3年每家医院收治职工医保病人产生费用的均值，再综合各医院医生和病床数量，折算出来的一个医保支付总额。显然，这样的改革与医疗费预付制的本意相去甚远，改“打小包”为“打大包”，其实是想走捷径，规避改革推行过程中清理、核定与协商的繁琐，同时把改革的责任“打包”给了医院。而医院在执行中，也刻意回避压缩单病种不合理的治疗费用，层层转包之下，把压力转加给了在保职工。

　　限收病人，懒政改革的池鱼之殃。把总额预付制机械地等同于减少医保支出，一刀切的方式，既背离了医疗服务的现实客观性，又忽视了在保职工基本权益的维护。改革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是手段而非目的，必须以控制收费合理和防范虚报冒领为目标，来完善监管措施，制定协商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