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与企业公民

　　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国家公布新医改方案，新医改到现在已经做了好几年。新医改涉及到一个最要紧的问题是，究竟谁会从新医改中获利?是国家获利，还是老百姓获利，还是医务人员获利，还是医药企业获利?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新医改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看病贵在中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药价虚高，药费偏高，中国人吃了很多药，吃了很多没有必要吃的药。改革显然需要缓解这个问题，抑制药费的高速增长。而对于医药企业来说，他们要寻求自身的高速成长。这可能就有矛盾了。很多医药企业不知道新医改究竟会走向何处。他们在想，如果让药费降下来，企业的市场是不是就变小了?

　　医改肯定要为老百姓带来好处。具体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获得性价比高的医药服务，包括药品。改革要达成这个目标，就要促使医护人员为患者选取性价比高的医药服务，不使用所谓“安全无效”的药。假定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医院越为患者开性价比高的药，医生们挣得钱越少，这当然不行。但我们的现状就是如此。现在所有的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给老百姓开性价比高的药他们就挣不到钱。于是，他们只能多开药、开贵药。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好，所以要搞医改。

　　新医改的核心其实就是制度建设，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在我看来，关键要建立三个制度。

　　第一，要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险的制度，这其中的关键是让医保机构成为民众治病的主要买单者，至少要付80%左右，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医保机构向医疗机构购买医药服务，这在国际上被称为“公共契约模式”。最后一点，医疗机构走向多元化竞争。如果都是某一种类型的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老百姓看病治病有意见也没有地方提，这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现在，在全民医保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看起来已经90%多的人有了医保。但医保改革实际上是行百里半九十，最大的问题是保障水平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在医疗保险机构购买医药服务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公共契约模式没有形成。

　　公共契约模式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买单者和服务提供者建立一个全新的市场机制，这个机制俗称“团购”，即集团购买。老百姓把参保费交给医保机构，医保机构集中向医院购买。以前，我们的办法是一个一个买，即按项目付费。我们去看病，医院打出一条一条的服务项目，包括药品以及它们的价格，然后老百姓付账。买单者如此付账，医疗机构自然就难免把项目多弄一些，而且挑一些贵的，这样收益才高。如果搞团购，情形就会发生变化，医保机构在采购药品的时候就一定会注重性价比，而医院为了不失去医保机构的支持，就可能替患者选择性价比高的服务。

　　医保支付制度的这种变革，会给各类医药企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很多中小型医药企业肯定会受到冲击，因为他们生产的药多半都是“安全无效”的药;外资药企会受益，他们的药虽然偏贵，但是质量一般来说不错，至少很多医生和患者如此认为;仿制药药企也会受益，有些药品的专利过期了，仿制药价格便宜;知名品牌的药会降价，但是销量也会增长，因为市场集中度提高了。有些外资药企，尤其是外资药企的中国员工，对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有误解。他们以为，外资企业的药贵，医保支付制度一改革，那外资药企不是会倒霉吗?其实并非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搞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而跨国性制药巨头们照样能发展壮大。

　　那么，医药企业应该怎样迎接挑战呢?这就需要转向，改变原有的营销模式，同时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固然是国家的职责，但是参与制度建设是所有公民的义务。制度建设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企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是制药企业作为合格的企业公民的职责所在。

　　第一，医药企业要关注公共政策的走向;第二，要参与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的过程。我们国家新医改政策出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策学习的过程，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企业能够发挥作用，就会使我们的改革更加顺畅，更加完善。另外，医药企业还要进入政策形成的某些过程，尤其是知识过程，比如资助政策性的论坛、学术研讨、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大型的外资药企在发达国家，以及他们各自的国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他们也完全可以做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