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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药品招标制度的降价成效非常小，它的影响只会是短期的小微降幅，中长期影响不大。药品招标制度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反而会导致新的问题，这次企业的反对声正是新问题。针对药价问题，必须跳出来看，根据具体的细节来逐一解决。
对于仿制药和原研药的不同招标方法，顾昕解释，仿制药，由于其在市场上存在已久，所以药价不能制定得很高。与仿制药的定价方式不同，原研药的定价没有限度，所以原研药的价格往往很高，几乎是成本的五六倍，但香港的价格比我们低，这绝不是关税的原因。除了单独定价，原研药在招标上也是单独的。
顾昕说，药品是由政府定价，但是要通过集中招标。抬高药价的“幕后黑手”很大程度上不是药企，而是医院本身。在中标价的基础上，无论政府规定加价率为15%还是0，企业或医院，尤其是后者，只要能把中标价抬高，就有利可图。所以说，如今药品价格虚高，归根结底是政府的定价制度所导致，与药品的招标政策无关。
顾昕说，仿制药以及挂号费、手术费等服务费的价格都是很低的。以护理服务为例，一级护理的收费标准是12元一天，规定护士的护理频率至少是15分钟一次。护士单靠护理的日薪充其量只有60元。所以医院就通过多做检查，抬高药品的价格来增加员工收入。医院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但要着重指出的是，降低药品价格要抓住关键问题，不能做表面功夫。
顾昕表示，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制定招标政策，而是解决医保问题。降低药价应该是医保机构的工作。通过医保机构的打包定价，可以解决自费看病的两个问题：看不起病和多付费。通过这个机制运作，医院必然会集中采购性价比高的医疗物品，不会过度医疗。香港就是这种制度，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这个机制运作下的医院必然不会买贵药，自然也不会成心定高价。当然，药企也不会。
顾昕补充道，医保之外，在药品招标上，政府应该放手，让医院自己来集中招标。效仿美国，通过医药流通企业进行药品的集中招标、集中配送。让招标简单化、透明化和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