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的诸多复杂因素要求综合治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险处傅鸿翔就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本刊第10期撰文指出

　　“看病难、看病贵”的诸多复杂因素要求综合治理

　　“看病难、看病贵”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中就有贵的因素，看不起病就是看病难的一种重要表现。因此，看病难不仅是挂不上专家号、就医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每个病人都希望有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医疗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但现实生活中，优质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不可能每个医生都成为顶级专家，不可能每个医院都是最好的医院。如果无论大病小病、常见病、疑难病、多发病、罕见病都要用优质资源去解决，那么看病总是难的。还要看到，优质资源一般总是贵的，当优质资源被过度利用的时候，医疗费用也就随之膨胀了。但是，我们的困惑是，从单个医疗服务的价格看，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高，为什么中国看病贵的问题却比别的国家更加突出?就个人而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造成了个人对医疗的痛苦;就社会而言，全社会医疗费用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造就了社会对医疗的痛苦。值得一提的是，医疗的痛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痛，而是全球的痛，无非这种情况在中国更加突出。从这个角度上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医疗费用的适度增长密切相关。

　　如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控制医疗费用的适度增长的命题看似简单，但解决路径却很复杂。让病人下沉到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去看病的前提，是病人有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可去;其次是病人愿意到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去，愿意留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这些不仅是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问题，还涉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等制度安排以及病人就医习惯调整等问题。而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关键，首先是医疗机构自身控制费用的积极性问题，这涉及医疗发展的模式转变、病人对医疗信心的重塑等多个方面，同时也涉及政府对医疗机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的调整，本质是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公立医院外部环境的改善。

　　如何发挥医疗保险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的作用?应该说，基本医疗保险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过程中责任重大。客观上，由于医疗保险是按比例支付的，医疗保险通过提高支付比例给病人带来的减负作用，可以被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所淹没，而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对医疗保险筹资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如何运用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保障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从目前情况看，医疗保险的重心，一是要有一个平衡、可及、合理的待遇制度安排，即要有明确的基本医疗边界和非基本医疗需求保障的制度安排，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二是确定合理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平衡门诊医疗和住院医疗之间的待遇。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是以门诊为主的，只有合理的门诊保障才能将病人留在基层;同时，建立与分级医疗相适应的差异性支付政策，提高病人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以经济杠杆促进病人向基层流动，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方便就医。三是改革和完善医疗保险支付制度。通过建立总额控制制度，将节约下来的费用交给医疗机构留用，形成对医疗机构成本控制的激励机制，促进医疗机构主动控制费用，从总量扩张向效益优先的发展模式转变;探索总额控制下的多种结算办法，如病种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DRGs等，减少医疗保险对具体医疗行为的干预，形成医疗机构自主的医疗行为控制机制，把医疗保险以“扣款”为手段的痛苦式管理转变为医生通过制定最优化的诊疗方案，主动控制医疗成本的“和谐”式管理，达到病人、医院和医保的共赢。